一个多月后,1997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,初夏的北京,阳光明媚。
我乘的车路过天安门广场,透过深色的车膜往外看,广场上竖着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,游客们争相在牌下拍照合影。牌上的数字显示,再等四十多天,香港将重回祖国的怀抱。一百多年前的那场鸦片战争带给亿万中国人的耻辱,将要被中国人自己彻底洗刷掉。
车子驶到总部门口,远远就看见徐卫东双手抱在胸前站在大楼的门前。司机将车停稳后,跑步绕到我这边,准备给我开门。我不等他动手自己打开车门,拒绝了他的搀扶,自己扶着车门下了车。
徐卫东走上前,仔细打量了我好一会儿,低沉着嗓音说:“行,挺全乎。”又看看我的腿,用下巴指了指阶梯上大楼的大门说:“上得去吗?”
我看了他一眼,说:“带路。”
他对司机说:“待命。”说完走在我的前面。看得出他刻意放慢了步伐,我尽量跟紧他,随着他来到他楼上的办公室。
他等我进了门,将门关紧,指了指沙发说:“坐。”
看着这个熟悉的地方,不禁心头一热,我故意淡淡地说:“你这儿怎么还这样?”
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包烟,一边拆一边说:“变了,怕你们找不到。”他拆开烟丢给我一支,又指了指茶几上的一杯茶说:“喝水。”
“医生说不让喝茶。”我一边说一边端起那杯茶。发现温度正好,应该是他下楼接我前泡好的。我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全灌了下去,抹抹嘴,学着周亚迪的样子说:“嗯,好茶。”
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,端起他自己的陶瓷茶杯,用茶杯盖拨了拨水面上的茶叶,轻轻吹了吹,然后呷了一口,咂咂嘴,将茶杯放下。
我俩跟傻子似的对坐着,一时屋里静悄悄的,好像谁都不知道从哪里找话来说似的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给我讲起了一个月前发生的事:
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,一个形容枯槁、衣衫褴褛的人,混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里,沿着长安街一路往东走,他看起来就是个沿街乞讨的乞丐而已。当他看到路边一栋建筑挂着醒目的国徽,牌子上写着“公安部”和“国安部”字样时,竟然泪流满面,抬脚就往大门里冲。一旁一辆警车里跳下两个执勤的民警,上前将他拦住,问他有什么事。
此人哆嗦着嘴唇,只一个劲儿地说要找徐卫东。
执勤民警问他找哪个部门的徐卫东,找他什么事。
他说要找这里最大的官报案。
民警见此人目光迷离,神志似乎不太清楚,便提醒此人报案要去派出所或公安局,这里不接受报案。
此人却奋力挣脱开两个民警,快步朝大门内奔去,大喊着“徐卫东”这个名字。
警车内又跳下两个特警,三步并两步上前将此人按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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